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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葛剑雄: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到重庆内陆开放

4月15日,全国政协常委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作客两江新区,纵谈历史中国的内与外,并接受江小妹专访,对渝新欧、巴文化、重庆自贸区、内陆开放等建设问题做了交流。

谈渝新欧:是一个巨大的创意

渝新欧作为两江新区探索内陆开放、重庆自贸区探索路上贸易规则的重要通道,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。重庆已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、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,处在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“Y”字形大通道的联接点上。 “ 从历史经验看,国家的控制区域和管理半径总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,也与交通运输条件关联”。

葛剑雄表示,“重庆最早谋划,因地制宜,率先突破,是一个巨大的创意,重庆一次打通了六个国家的海关,如果没有这些是不行的。” 葛剑雄建议,“重庆渝新欧建设,要因地制宜,打造物流基地,需要从实际出发,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式,该空运的还是要空运,能海运的就海运。目前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,用铁路运送比较合适,将来生产集成电路的话,飞机就可以了。当产品的附加值高时,运输成本就变成很小的部分了,将来的开放和物流体系需要因地制宜”。

谈内陆开放:提高思想认识

葛剑雄认为,“重庆的发展之所以一度比周边区域快,与地处上江上游是有关系的,也是西部最早受到全球影响的区域。”他说,重庆开埠以后,英国的商船就来到这里,重庆被纳入了世界市场体系。在他看来,近代以来,大部分四川人选择从重庆出去,少数人从云南到境外去。

当然,重庆对外面也有很大的依赖性,上海到重庆需要七天的航程,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,重庆吸引了大批沿海的企业家、专家、艺术家、文化人,有的就留下来了,形成了重庆工业的基础。在中英签订的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中,重庆被迫开为商埠,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。各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,开设洋行、公司,建立工厂,开采矿山,倾销商品,掠夺原料,输出资本。

从被迫开埠到主动开放,他认为,今天我们还是要自觉开放,打通渝新欧就是中国主动开放的典型案例,“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光靠这些是不够的,渝新欧还需要进一步努力,要发挥好联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。”

谈巴文化:处理好“传与承”的关系

谈到文化,葛剑雄认为,一个地方的文化,离不开特定的地理条件。对传统文化,一方面要传,“先要保存下来,否则我们后人就都不知道了”;另一方面要承,“继承的话我们要有选择,选择其中对今天还有价值的。”

 他说,作为历史记忆,文化要被无条件的保存,并根据今天的需要来判断能不能弘扬,能不能产生新的效果。今天的巴文化“不仅仅是古代的巴文化,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化。要在保存下来的基础上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”。

谈开放史:从天下到世界

葛剑雄的讲座《历史中国的内与外》,除了讲解中国历史地理与疆域的变迁,更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天下观与世界观,深度分析了中国的3000多年来的开放史和国际关系史。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,到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,葛剑雄勾勒了中国历史文化深处的开放短板,为重庆探索内陆开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视角。

“中国的天下观起源得比较早,并且延续时间很长。古人一直信奉天下观,在他们看来天是圆的,地是方的,地的周围是“四海”,人们居住在“四海之内”。葛剑雄说,虽然天下可以逐渐扩大,但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世界观念,“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观念在古代从未转变。”对于那些尚未开化的“蛮夷”小国,常常采取“薄来厚往”的“朝贡贸易”体系。

有些人认为唐朝是最开放的,在葛教授看来,当时外国的商人、学者等大量涌入中国,却鲜有中国人去外国,甚至连唐玄奘西行取经都是“偷渡前往”,在今天看来,唐朝不过是“开而不放”、“传而不播”,这些历史的盲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。

葛剑雄说,今天的“一带一路”与历史上的“丝绸之路”也是有所不同的,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,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主动要走出去的,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,是阿拉伯人、波斯人积极主动来开辟的贸易通道。今天的“一带一路”不仅有贸易往来,还有经济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,在人员往来、文化交流等方面,其开放程度远高于古代“丝绸之路”。中国历史地理上的特点,使得历代主要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,直到鸦片战争后,中国才受到世界的全面挑战,主要威胁来自海上,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从天下到世界,从夷务、洋务到外交,中国才逐步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框架。

“中国是世界的一员,而不是世界的主宰,更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,所以我们必须走向世界,向世界开放”,葛剑雄说。

(王迎迎 操梅 王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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