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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文化:重庆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

    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,抗战文化有声有色

    “我们只有雷霆,只有闪电,只有风暴,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!”

    1942年4月,郭沫若创作的话剧《屈原》在重庆公演。每当屈原悲愤地喊出心声时,台下总是掌声雷动。

    “回顾历史,我们或许会感到震惊:不仅《屈原》广受欢迎,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、曹禺的《北京人》、夏衍的《法西斯细菌》都是当时的热门剧目。”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长黄在敏告诉记者,抗战期间,全国最优秀的话剧导演陈鲤庭、史东山等,编剧郭沫若、曹禺、田汉等,演员金山、张瑞芳等都云集重庆。堪称中国话剧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    而这个“黄金时代”绝非偶然——它离不开“雾季公演”,更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    1939年1月,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,从此担负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。1941年10月起,南方局为了更有力地宣传抗日救亡,决定利用雾季时日机减少来犯密度之机,举行“雾季公演”,用一场场热情洋溢的话剧,发出爱国抗敌的心声。

    抗战时期,大批电影工作者也云集重庆,成为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。其中,规模最大、实力最雄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(简称“中制”),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辖,而第三厅实则是受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,所拍影片《塞上风云》、《东亚之光》等对激发人们的抗战斗志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    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,漫画、木刻界的抗敌协会相继建立,它们呼吁并组织更多的画家以手中的画笔为战斗武器,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。

    抗战文化,是历史留给重庆的一笔文化财富

    “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化是重庆反帝反封建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,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。”《重庆抗战史》(周勇主编,重庆出版社出版)如此评价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。

    除去上文提到的经典作品外,徐悲鸿在战时重庆画出了《巴人汲水》等,傅抱石留下了《湘君》等。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(即中央音乐学院前身),江定仙、杨荫浏、刘雪庵等60多位音乐界名流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批音乐人才,脍炙人口的《康定情歌》、《牧羊姑娘》等歌曲均出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师生之手。当时的中国舞蹈界有“南吴北戴”之说,指的便是著名舞蹈艺术家吴晓邦和戴爱莲,抗战期间,他们都活跃在重庆,最为人称道的是,1941年6月,“南吴北戴”在重庆抗建堂同台演绎《红旗进行曲》与《合力》,技惊四座,令《新华日报》赞扬“民族舞蹈……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,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”。

    “如今重庆的文化形象,其基础正是抗战期间的文化积累。”西南大学教授熊辉认为,正是靠着大批文艺家的耕耘,重庆的文化土壤才从“荒地”变为富饶的田野,他们创作的经典作品和作出的贡献影响源远流长,直至当代仍然值得我们挖掘。对此,我们既要珍惜,更应该传承。

    “重庆抗战文化所取得的成就,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密不可分。”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刘志平表示,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运动在抗战文化中一枝独秀,而抗战文化中的民族精神,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。只有充分挖掘抗战历史,保护抗战文化,并以多种形式来普及、推广,才能更好地运用抗战留给重庆的这笔文化财富。

 

重庆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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